《马背上的朝廷》 乾隆“六下江南”究竟有何意图?_张勉治_1

《马背上的朝廷》 乾隆“六下江南”究竟有何意图?_张勉治
原标题:《马背上的朝廷》 乾隆“六下江南”终究有何意图? 《马背上的朝廷》 作者:(美)张勉治 译者:董建中 版别:江苏人民出版社2019年10月 《乾隆南巡图》(部分),现藏于国家博物馆。 说起乾隆“六下江南”的故事,我国人大都不生疏。从古装剧中来看,乾隆在江南,无非是观察河道、惩治贪官,或许微服私访、游山玩水。现实上,乾隆南巡的政治内在,远比咱们形象里的“下江南”杂乱得多。 美国华裔学者张勉治(Michael G. Chang)的作品《马背上的朝廷:巡幸与清朝控制的建构(1680-1785)》,即从展示满洲传统、撮合汉人精英及构建王朝合法性等方面,为咱们分析了乾隆南巡在外表说辞之外的实在动机。我国学者张婷在《闲谈美国新清史研讨》一文中,称该书是“新清史中评论清中前期控制意识形态的代表作之一”。 乾隆立异巡幸理由 张勉治结业于加州大学圣迭哥分校,师从周锡瑞(Joseph Esherick)、毕克伟(Paul Pickowicz)等闻名我国史学者,现为美国乔治梅森大学前史与艺术史系副教授。在《马背上的朝廷》序言中,张勉治声明要以“新清史”的研讨办法,添补有关南巡的研讨空白。 所谓“新清史”,是上世纪90年代鼓起于美国的一个研讨学派,代表学者有柯娇燕、欧立德、路安康等,他们的首要观念包含敌对“汉化”理论及“汉族中心论”,倡议“满洲中心论”,以为清朝具有“帝国性”与“世界性”等。需求阐明的是,这些观念在我国学界备受争议。 在书中,张勉治首要调查了巡幸在我国前史上的多重意义。上古时期,巡幸被称为“巡狩”,具有军事训练和办理诸侯的两层功用。进入战国,儒家为巡幸注入文治特点,且日益将隆重、奢华的巡幸和败家亡国联络在一起。到南宋,如张勉治所说,“巡幸现实上现已变成了政治失范的近义词”,很简单让士大夫们联想起前史上那些昏君、暴君。不同的是,在元、辽、金等“非汉政权”中,巡幸与“逐水草而居”的民族传统相照应,君主们每年要在国境内做“季节性搬迁”。罗新《从大都到上都》一书,调查的就是元朝皇帝,定时由大都(今北京)“搬迁”到上都(今锡林郭勒盟正蓝旗)的辇路。 由于存在这种认知上的不合,康熙意图敞开巡幸之旅时,创造性地另辟蹊径,先是以尽孝的名义北上盛京,拜祭先人陵园;然后声称观察水利,六次巡幸江南。 乾隆即位后,想要康复巡幸,直接打出“法祖”(即效法祖父康熙)旗帜。为加剧“孝道”的重量,乾隆又拉来皇太后做盾牌,自称南巡是为陪母亲旅游江南美景。鉴于前史教训,汉人士大夫尽管不期望看到皇帝远离京师,可他们也不行能去阻挠皇帝尽孝,乾隆由此为自己争取到一次又一次的巡幸时机。 南巡中的杂乱考量 皇帝想要到京师外看看,可不像电视剧里演的那样,换掉龙袍,说走就能走的。乾隆南巡一次,一般需求随行人员3000-3500人,往复行程6000多里,历时100余天,期间要用到上百处歇息的尖营、过夜的大营和小住的行宫。《马背上的朝廷》书后有两个附录,分别为“乾隆南巡的当地备办状况”和“乾隆南巡悉数开销的预算”,咱们从中能够看到,皇帝离京前两年,触及的当地就要筑路、修桥,征用上万的纤夫、马匹。为应对六次南巡,清廷支付的总开支在1900万-2000万两白银之间。 担任组织每次南巡事宜,以及扈从左右的官员中,几乎没有汉人,悉数是作为清廷中坚的满洲人和蒙古人。一路上,乾隆住行军帐子、审阅八旗官兵,经常故意骑马前行、演练箭术,以展示满人尚武传统。在他看来,全国是满人从立刻“得之”,相同要在立刻“治之”,所谓“创业之君无不以立刻得之,而败业之君无不以忘其祖以立刻得之,致使覆宗绝祀”,元顺帝就是乾隆眼中的反面典型——贪图吃苦,扔掉骑射传统,终至亡国。 为宣传武力,乾隆甚至在1762年第三次南巡时,特意接见了新近归附的哈萨克、维吾尔等部贵族。依照张勉治“新清史”视角的解读,乾隆此举是要一起提示内亚归附者和早已被降服的江南精英,“他们仅仅一个版图更为广阔、多民族帝国的一部分,这一帝国不是任一特定边境所构成,而是由一个移动满洲朝廷的军事力气和美德所树立”。 在恫吓的一起,乾隆也没有忘掉撮合一下江南汉人精英。他手腕高超,一方面经过给两淮盐商发放荣衔、增发盐引,交换商人们对南巡经费的支撑;另一方面又投合士人,赞助书院、创造汉诗。由此,处于敌对中的商人与士人,竟都将乾隆视为了“自己人”。 相对于各项政治意图,乾隆再三声称的观察水利,其实一点都不重要。尤其是最终两次南巡,他所谓重视浙江海塘整修,更仅仅一个幌子。张勉治发现,整个1770年代,乾隆控制都处在危机中:乌喇纳拉皇后在第四次南巡途中被送回京师,随后奥秘逝世,以致民间流言四起,传说乾隆因在江南召妓或纳汉女为妃,和皇后发生冲突;又有生员金从善上书要求复立皇后,并公开立储;加之由江南士人徐述燮《一柱楼诗》引发的文字狱,意外牵扯到深受乾隆宠信的老臣沈德潜。 在乾隆看来,传达桃色流言或要求复立皇后,都是变相打击南巡;要求公开立储和写诗谴责清廷,则是汉人精英宣泄对满洲控制的不满。此种布景下,乾隆进一步向江南士人灌注“民族-王朝”观念,所以在1780年代,带着一众皇子,又两度亲临江南。 乾隆之后再无南巡 经过南巡,乾隆完成了自己追求的一系列意图,可一起也几回极大地滋扰了江南大众。对此,乾隆非常清楚,所以他再三声明敌对奢侈,如指示当地官员,“朕省方所至,戏台、彩棚、龙舟、灯舫,俱可不用”;呵斥扬州商人,“今来驻跸,实觉过华不为喜也”。 乾隆最不期望看到,南巡被大众当作皇帝的游山玩水之旅,因而他在海量“御制诗”中,除赞颂江南美景外,再三体现对民生的重视,打造勤政形象。比方,乾隆有诗说,“牙樯春日驻姑苏,为问民俗岂自娱”;又说,“只论游观无不行,重因农务望晴和”,言明自己南巡为的不是吃苦,而是调查吏治、民生。不过,所谓的“微服私访”,是不行能有的。 深化解读乾隆御制诗,是张勉治这本书的一大亮点。他以为,乾隆的4万多首诗,之所以显得“板滞”,很可能是故意为之,由于乾隆写诗的意图不是抒发,而是传达意识形态——“反击任何对他是肆意挥霍和不担任任的君主的暗示。他将自己体现为勤政、仁慈和恪尽孝道的控制者,经过他的诗作为前言到达意图。”张勉治对一些御制诗的解读或许并不精确,但无疑为研讨者供给了一种新思路。 在康熙、乾隆之后,清朝其他皇帝再未南巡,不是他们不想,而是没有力气,也没有必要再去“法祖”了。嘉庆亲政后,为铲除和珅翅膀,被逼重用汉人精英,所谓“满汉一家”渐成现实,天然不能再像康熙、乾隆那样,到江南夸耀满人武力及对帝国的掌控。 张勉治的主意很好,即经过对乾隆南巡的研讨,提醒清廷建构控制合法性的方法,但是在论说过程中,难免有一些瑕疵。比方,杨念群曾指出,此书在书名中说是研讨“巡幸”,现实上对东巡、北巡等一带而过,只单单写了南巡,没有理清几种巡幸间的联系;别的,过火着重满人特性,而疏忽了乾隆一些言行,受的其实是汉人儒家文化影响。 最终要说一下译者董建中,他于我国人民大学从事清史研讨,此前翻译过曾小萍《州县官的银两》、白彬菊《君主与大臣》等清史名著,可谓既有专业素质,又富翻译经历。因而,《马背上的朝廷》的译文精确而流通,有助于咱们更好地了解张勉治及其“新清史”研讨。 □杨津涛回来搜狐,检查更多 责任编辑: